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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9为什么比特币这个“泡沫”已经吹了十五年了还不破?(下)

发布时间:202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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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主要论述了当代货币地理的去领土和竞争特点,国家间的竞争为加密货币的出现和兴起提供了空间,主权视角的分析揭示了加密货币嵌入当前国际体系的适当性。而接下来的回答是这种嵌入何以实现,也即加密货币作为货币的属性如何受到市场参与者的接纳。这不仅体现在技术上的可行性,更需考虑的是社会观念和观念的塑造,即加密货币的使用者乃至更广泛的货币持有者如何看待和使用加密货币。这些问题要求对货币的本质进一步探索。

  纵观世界货币史,货币在形式上经历了简单自然物、贵金属、金属铸币、纸质代币乃至电子形式的虚拟货币等多种变化,尽管不同时期货币以不同面貌世人,但其中“一般接受性General Acceptability”是将金钱同一般商品所区分的基本标准,也即金钱的另一个代名词“一般等价物”。这里接受性(Acceptability)的普遍化道出了金钱的社会属性,其本质是人的社会关系而无法脱离其作为一个独立事务,⻢克思认为“金钱是人的需要和目标间的掮客、串连其生活和生活方式”。(Marx 2016, 109)

  类似地,金钱是一种社会现象。也就是说,货币的存在不仅是因为人类是社会生物,他们的所有活动(包括经济活动)都发生在非社会框架内,更重要的是,它只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框架内。(Harris 1981 ,4)

  而对于金钱之所以成为金钱,理论界也提出了广泛讨论。货币的一般等价物属性是从何而来的?对于(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金钱的普遍观点是怎样在社会建构的?其中商品货币理论和国家货币理论分别代表了两种分析货币之所以成为货币的差异视角。对于这两个货币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有利于评估加密货币作为金钱的潜力,以及这个成为金钱的过程是如何以及将通过何种方式被实现。

  商品货币理论认为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市场的产物,其旨在解除简单物物交换中的“需求的双重耦合”限制,拓展了交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Baird 2000)因此CMT认为一般等价物观念起源的背景是市场交换,货币取材于以自然物存在的一般商品,经过长期的自然淘汰,作为货币的自然物在大多数社会中都以贵金属形式存在,因其自身具备的稀缺性、易分割和称量和不易损耗的物理属性。因此CMT又被称作“金属理论”,(Bell 2001)现实中金属货币的使用历史久远、遍布广泛,商品货币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乃至更近的时代被广泛讨论和拓展。

  相比之下,尽管国家货币理论的兴起较晚,1905年被弗里德里希·克纳普提出,其强调货币背后国家的力量,将货币的流通与主权空间相结合,将货币的治理作为政治建构的一部分,即使用强制力量规范货币的使用以及与此相关的产权制度,(Ingham 2016)因此SMT也被称作“理论”。(Knapp 1924)

  主权货币是当代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1978年生效的《牙买加协议》取消了一切关于黄金问题的条款,使得黄金等贵金属“非货币化”,当前流通的主权货币去除了任何对自然物品的法偿性,因此完全作为一种人造物存在。在现代,金钱还部分以账户记录的形式存在,其实体也被去除了,而成为一种抽象的符号。

  货币秩序的建立要求交易者对作为金钱的认识存在广泛一致性,从观念建构的视角看,CMT和SMT中这种秩序正当性的建立都并非完全出于崇拜自然图腾或绝对服从权威的价值理性,而具有工具理性的特点,即“也(或仅仅)由特定外部效应的预期来保证”(Weber 1978, 33)。

  拒绝融入这种秩序的个体,或无法享受扩大的和更便利的商品交易带来的红利,或因无法履行政府规定的公民义务受到惩罚或遭受经济损失。韦伯进一步将这种秩序的客观性保障分为“惯例Convention”和“法律Law”两种(Weber 1978, 34)。

  在权威的缺席下,CMT中交易者对金属货币一般接受性承认的扩散更接近与“惯例”的产生,需要经历从无到有长期的观念演进,贵金属的货币化,不仅体现在用户对其物理加工使其便于交易,更反映交易者意识层面赋予它的社会意义,将对其特殊物理性质的关注转向对可交换性的关注,这种“去自然化”操作,使得抽象的商品价值具体化为共同的衡量标准。

  SMT则更强调“法律”的作用,在外部力量的推动或约束下,秩序的构建更加轻松。国家往往宣布本币作为领土内统一的记账单位并作为税收的方式。

  此外,大部分国家都有都有在其辖区不得拒收本币的规定,以保障本国货币的法定地位。尽管SMT往往将国家的支持放在货币真实性的核心。实际上,国家的强制力并不需要渗透到每一次交易中,其象征意义起到很大的作用,使得法币秩序的扩大和稳固同样依靠观念的建立,即用户对法币的主动接纳。这在货币的跨国使用中体现的更明显,由于强制力的减弱。

  政府将接受它偿债和纳税之用,法院承认它们可以清偿按美元计算的债务,如弗里德曼对美元的评述:“这张绿色纸片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们有价值,经验告诉大家它们有价值。”(Friedman 1990,249)这种经验的普遍化,使得主权货币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强制规定的用于与国家交易所要求的货币量和流通空间。

  加密货币的货币化同样需要其作为一般等价物观念被建构和发展,即关注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推广过程。

  首先CMT强调向内寻求,通过挖掘加密货币自身的特殊性,如去中介交易的私密性,数字单位的更高精度价值计量、去中心化金融带来的包容性等,吸引交易者的关注和模仿,以获得网络效应;看似与加密货币的反建制的意识形态矛盾,SMT的启示是向外寻求权威力量的帮助,以缩短观念传播的时间,尽管一个看得见的权威并非社会观念形成的必要条件。官方立场对社会观念有指导意义。在获得主权信用的正式背书外,涉及加密货币产权关系的正式立法和政策指导也能为市场情绪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此外,非政府权威的代言同样在推动加密货币的发展。大型零售将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推广了比特币的可用性。从学术讨论到媒体的传播都在塑造公众对加密货币的认知,而影响加密货币作为货币的自我实现过程,尽管在实践中这个过程是迂回曲折的。

  以上内容概述了货币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观点。涉及这种一般接受性的形成和演变,则要求对货币理论中更具体的分析。从货币功能角度看。CMT首先关注的是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其记账单位和价值储存是是源自或包含在这一功能之下的(Bell 2001)。

  SMT首先关注的是“作用”(Knapp 2003, 38),其作为货币的正当性来自国家规定使用指定记账单位的义务。加密货币是否能履行CMT和SMT代表的这两项终极功能被IPE学者关注(Chey 2023)。

  同时,商业界的批评者往往从价格波动性过高和较低的单位时间交易次数上限,质疑其记账单位和交易媒介的职能,拒绝其货币属性(Krugman 2013)。从功能的满足推出其作为货币的潜力是可疑的。一方面“满足某项功能”的表述是含糊的,职能的“完成度”缺乏有效的度量。

  实际上,从货币的演化过程看,货币和非货币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将金钱视为一个形容词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货币现象,(Hayek 1990,56)对货币的理解应该回到“流通性”本身。更重要的是,这种视角忽视了金钱功能的实现与其作为金钱观念的建立存在互构关系,即货币功能可以是一般接受性的结果,而不仅是原因。

  比特币之类的加密货币首先也是以记账单位的功能进入用户视野的,其本质是可追溯且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进而,随着户头的增加其功能得以拓展,其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的作用愈发显现。随着市场参与者的增加,比特币的价格波动已经远低于初期水平。而未来,随着通信技术的迭代,交易限制的解决更多是时间问题。

  此外,对货币供需的分析也有一定的启发,以贵金属为代表的商品货币的供给与其他商品并无实质差异。恰到好处的稀缺性被市场青睐,使其不会因过度稀少而丧失交易功能,也不会由于突发的泛滥而摧毁原有的秩序。

  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商品货币的需求内生与市场交易活动,且伴随着交易网络的扩大同步扩大。不同的是,国家发行的货币客观上供给是无限的,而主观上其符号价值受到主权信用和担保能力的限制,理性的政府不会无节制的滥发货币。国家以本币征收税款,并接受其作为支付手段,因此STM认为国家通过税收创造了对法币的最初需求(Bell 2001)。

  相比之下,通过技术约束,比特币的供给客观上有限,使其更接近商品货币,但其是以特定目的被人为创造偶然进入市场的,其诞生之初游离于交易活动之外,这也意味着其需求与法币一样要被创造。加密货币的难点是在没有强制力协助的情况下创造需求,并且还要同法币需求竞争。但如上节所述,市场对法币的需求并非都由强制的。

  那些不受税收约束的人接受法币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受税收约束的人会接受。这对加密货币的启示是,建立一种排除其他货币的专属使用场景的重要性,即创造一种所谓的“元需求”。并以此为基地,通过示范效应以滚雪球的方式为加密货币作为货币创造足够的衍生需求。在比特币发展早期,不可否认黑市交易承担了一部分这种需求。而未来,加密商品市场的发展和趋稳为这种场景的搭建提供了新的契机。

  最重要的是从货币价值的角度理解一般接受性。CMT对价值的理解是金钱的可接受性源自商品货币的内在价值,在牲畜、兽皮作为金钱的历史中,作用于生产过程的使用价值尚未从其功能中分离之时,更容易理解这种价值。而对于黄金白银的最终胜出,CMT强调的价值是“most saleable”的,即交易者能够在不遭受价值损失的情况下出售他们(Menger 1892)。

  这里的无价值损失,一方面源于其物质形态稳定的价值,另一方面主体间性开始显现了,即自身对贵金属价值的认可是以对他人也认可的确信为前提的。价值的建立既不来自于纯粹的客体(即物质形态),也不来自于主体的一端(即单个持有者的主观偏好),而是处于主体之间对客体的认识,随着经验在主体间扩散,个体对价值的理解也愈发的去语境化、去个性化。

  具体到货币价值层面,“货币的功能价值超过了其作为一种物质的价值,它所提供的服务越广泛、越多样化,它的流通就越快”(Simmel 2004, 142)。因此,尽管有人不喜欢牛羊,有人不喜欢布匹,但很少有人不喜欢金银。convertible paper money的流通则使得观念与价值认可的绑定更为明显,金钱的符号化虽尚未触及贵金属的内在天然价值,但彻底否定流通金钱的物理特征。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处在流通领域只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它⻢上又会被别的商品代替。(Marx 1993, 516)因此,在金钱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金钱的象征存在就够了也即从“货币实在论”向“货币符号论”转变。从这个角度看,法币提供的价值基础从一开始就是象征性的,是国家信用投射,在1978年以前尚能以黄金存量评估,在法币发行脱离黄金约束后,政府信用是货币“一般接受性”的唯一基础,

  因此SMT中主权国家站在了中心位置,金钱价值完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经济事务所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货币形式与实际价值是否对应,而是拥有多少信用和如何转化成现实购买力的问题。

  SMT是对CMT的延升,从商品到商品符号再到纯粹的信用符号,货币价值来源的指向从具体到抽象,金钱充当等价物以外的功能逐渐被逐渐抹去后,金钱其原有之“魅”即金银的天然魔力,也被理性化为价值符号,并在观念层面对金钱的社会意义展开全面的“去自然化”,货币的形式和内涵被收束到工具理性的轨道之中。

  从这个过程看,加密货币的挑战是将货币观念中的工具理性进一步推进。货币形式迭代的启发是,加密货币代表的匿名、自治等等价值观本身是否正确的先验判断并不重要,其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社会认同才是关键,而这种价值观正由于法币体系被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蚕食而获得越来越多的受众。

  在此意义上,加密货币既不同于已经兴起的电子货币,其已在货币形式上做出创新,通过与法币挂钩作为主权信用符号之符号;也不仅仅通过可类比的“挖矿”机制强调加密货币的抽象劳动价值,倒退到对“黄金”的模拟,而是在观念上创造一个更纯粹的价值符号,即在货币内涵上颠覆主权信用的主导地位。

  上文通过对货币“一般接受性”前提的分析,试图将作为货币的物的属性从货币自身分离出来,其结果或是金属货币的内在价值,或是法定货币的主权信用,或兼有二者。从国家介入货币的发行和管理以来,不论是通过铸币机制为金属货币做质量认证,还是通过印钞厂或中央银行执行货币创造,并管理货币流通,国家信用或多或少的介入到货币体系中。在现代的法币体系下,主权信用成为货币价值的唯一来源。

  但对政府是否应该垄断货币的发行受到学术界的质疑,一个著名观点来自奥地利学派,其代表学者哈耶克提出的《货币的非国家化》构想了一种有私人银行根据注册商标发行货币并开放竞争,以可变汇率进行交易的市场竞争机制,在其中,无法维持购买力的私人货币被淘汰。(Hayek 1990, 51)最终形成一个只有价值稳定的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高效的体系。

  哈耶克的思想往往被视作支持比特币的理论基础。(Fantacci 2019)显然,比特币的价值没有得到任何主权政府的背书,作为发明者的中本聪始终是一个互联网世界的谜,实际上没有任何人为比特币的价值和最终兑付负责。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的先进之处在于提出一种竞争机制,利用市场选择约束了货币发行人的不理智决策。但其主张私人银行承担货币发行,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信用问题。

  一方面,货币的网络外部性赋予具有规模优势的发行方不对等的优势,因此这种竞争结果更类似于寡头竞争,而不是自由市场。(Fernández and Sanches 2019)因此并不能有效杜绝货币超发的牟利现象。

  另一方面,不完全信息公开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常态,公众在面对各种信息时未必能做出最佳判断,达不到筛选效果。引入私人竞争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货币失信问题,持有风险依然很高。多发行主体的策略充其量避免了单一主权信用崩溃带来的系统危机,却没有使得货币变得更可靠,反而由于货币的多样化,增加其充当流通手段的成本。

  货币非国家化实践在制度层面有更好的表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央银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性,将货币政策的目标写入宪法,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权力的介入。现实中欧元的发行是一次成功的实践,超出了哈耶克本人的预料,其将欧元视为无法实现的乌托邦。(Hayek 1990, 23)

  而欧洲央行作为一个超国家机构,并没有政治意义上的主权,而是货币权力的让渡,欧元的信用并不是主权信用,而是通过协商协议创造出来的建立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实践。

  相比之下,比特币这类去中心加密货币是货币非国家化的进一步延升,因为其不仅挑战了政府的垄断权威,也从本质上改变了信用的建立形式。一方面,没有发行机构管理的货币创造和流通,与任何政府信用甚至任何具体组织乃至个人的信用无关,因此信用不但“去主权化”了,更是一种去“去对象化”,而被视为对需求的完全去中介化,传统上认为这是货币作为一种制度的特征(Amato 2018)。

  这种无担保的特点,尽管被质疑为一种价值自我实现的泡沫。但也同时是它的优势,其很难受到外部因素的直接冲击。尽管市场参与者会对关于比特币的新闻做出反应,但往往与内容无关,真正影响其价值的还是社会情绪。(Corradi and Höfner 2018)这个无中介的系统不再是一个将信任连向同一个中心(无论是政府还是独立的中央银行)的放射结构,而是个体之间通过信任两两相连的网状结构。

  因此,不同于私人机构或国家担保的货币,比特币不会由于发行方的信用破产而导致价值归零。在这种分散化的信用结构中,部分节点的流失不会影响整体的稳定性,也因此具备更好的复原力。另一方面,不同于金银,比特币依然是一种“信用货币”,其最大的贡献就是用完全确定的“数字化信用”代替了存在不确定性的“传统认同”,其信用基础不再是依附与政府或者其他权威,而是算法和机器以及参与者共识掌握的公共钥匙记录链。

  比特币的发行和流通的全过程完全建立在密码学原理的基础之上,通过数学运算来形成约束和规则,整个过程相当于由全体用户进行保证和“背书”,信用通过得到用户的认同进行自我建设和自我扩张,其结果是发行和流通以可计算的方式被牢牢的控制在形式理性手中,而将物质形式和他者信用为代表的实质理性完全排除在外。

  如果代表国家信用的法币需要国家行为来维护,竞争中的私人货币的信用需要其发行方企业维护,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的则是由所有参与者共同维护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获得好的货币既不是由于“政府的仁慈”,也不是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Hayek 1990,131),而是源自社会个体的理性和对理性的追求。

  本文旨在回应当代IPE学者提出的对加密货币作为货币分析的呼吁(Chey 2023)。基于国家和市场两个视角的分析,CQ9电子本文提出国际体系的内生矛盾给了加密货币繁荣发展的空间,加密货币给国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体系内国际面临不同的压力,如何在新的环境中获得竞争优势是其政策的出发点。其次,加密货币带来了新型的信用形式发展了货币观念的内涵,因此其应该被视为一种工具理性推动的社会实践,而不是投机泡沫。这种结论似乎表现了对加密货币前景的乐观,实际上,当前市场上的的加密货币都尚有不足,作为货币的利用力也不高。同时,多国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虽然与比特币技术上同源,但其二者价值观完全相悖。CBDC获得广泛关注似乎预示着政府货币权力将以另一种形式回归,货币的未来仍有多种可能。

  对于加密货币作为主流货币潜力的研究还待持续深入,一方面对于国家视角的分析,虽然本文指出加密货币作为全球化中的典型,应该从体系层面考虑其变革。本文只粗略提供了一个宽泛的框架,具体到某个国家层面的分析将更能体现政府面临的处境。此外对于体系中霸权国家在货币金融领域的结构性权力没有展开分析,美国的态度是影响加密货币未来的一个关键因素,值得更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于市场的分析,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加密货币的用户,即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而对机构参与者关注不多,包括非盈利的技术开源机构、支付平台等基础设施开发商、以及相关衍生品市场的服务商,这些利益攸关方的态度和行为也影响着大众对加密货币观念的变迁。

  总之,对于然后一项科技创新人们往往高估未来两年的变化,而低估未来十年的变化,在加密货币领域也同样如此。在第二个十年中是否能出现全面替代法币的加密货币进入大众流通,是一个无数人关注的问题。

  永远不要去碰L[比心比特币,那是资本专门割韭菜的虚无缥缈的东西,一旦韭菜没有了。它又会归于空气之中。因[比心]为它根本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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